这样，才能使政府的监管既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又能够充分有效
不推动司法大众化，我们就可能远离人民群众。这既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尊重和保障当事人诉求表达权、实现当事人司法参与、建设司法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制度，首先是一整套保证法律职业者的全面素质的制度，包括对法官的从业资格考试、培训以及回避、纪律惩戒、身份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二是着力完善政策法律，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取得了新成效。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有些国家则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把个人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相反，如果以为党是光辉的、伟大的，就可以不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可以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可以出尔反尔地带头任意破坏自己领导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那么，党真的就一点也不光辉、伟大了，而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那种反复无常、毫无诚信的小人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倡法治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以研究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开启了当代中国走向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国家的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各项活动，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遵从法律行事。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通过总结文革教训深刻地指出，必须加强法制。通俗地说，当前依法治国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解决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因此，接下来就说，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首要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第一句话说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无非表明党要做制定法律这样的大事，它的成果也体现为制定出台了法律，而这样的法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成思危看来，这实质上是官员坚持法治还是人治的关系问题，所以，他不无感叹地说，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施依法治国。为此，笔者根据报告的原意做了合理的解释。由上可知，依法治国和以党治国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关键就在于怎样认识和处理法与党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它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得到了延续。中国共产党遵守自己和人民制定出来的宪法和法律，这有什么丢脸的呢？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一再申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更明确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人认为，这两句话中的第一句话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显然表明党为大。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撰文指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在这里，邓小平所阐述的观点一改前非，明确地把法律置于领导人的看法和意见之上，领导人的话再不能当做法律了。回顾中国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古代的封建社会、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期间，其中虽也不乏有法律条文的制定、法制机构的设置和法律制度的执行，但都是清一色的依人治国、实行人治，即法律成为统治者、领导者的奴婢，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御用工具，高兴时可以用一用，不高兴时则甩在一边，更多的是以言立法、蔑视法律，以权代法、践踏法律。又有人担心，如因依法治国而让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显有损于党的光辉的、伟大的形象。而党在国上、党在法上归根到底又变成了人在国上、人在法上。这就在现实中触碰到一个大问题，党和法的关系究竟怎么认识和处理？法律的地位提的这么高，执政党的位置又该往哪里摆？ 过去，在我们的政治理念中，向来是重党而不重法，一切以党为大，党自然要比法大。
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共产党人常以鲁迅先生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自许，孺子牛是谦逊的、勤勉的，谁也不会因为称孺子牛而感到共产党人的形象被贬低了。
虽然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作出了否定，党不能越过法律进行活动的观念也日益成为共识，但是，党权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自然也大于法律的思想意识观念，并没有轻易地退出舞台，还深深地盘旋在一些干部的头脑里。依法治国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是以法律为中心、为准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关系作出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调整。
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依法治国和法治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一、首要问题是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这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强调了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的个人领导，实际上演变成为由各级的领导人个人来主宰国家、主宰法律。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两句话说的，全部都是关于法比党大，党要遵法守法的意思。
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执政党科学地阐述了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依法治国被提升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样的政治体制，正如邓小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揭示的，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以党治国（《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体制。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迎来了依法治国得以确立的伟大时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三个依法、三个法治，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这与领导人的一些错误看法也分不开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就是不断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由党来指挥、一切由党来管理的政治体制。
第二句话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显然表明法为大。接着，邓小平更有针对性地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1982年通过的我国的宪法，在其序言部分庄严阐明，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现在要推进依法治国，恰恰是对长期以来留存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的彻底颠覆。
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认识法律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否定了依人治国，致力于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说到：民法、刑法那样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只有这样理解了，在逻辑上才说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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